关于基洛级潜艇的话题，我之前写过文章并做过视频，为什么今天还要再次提起呢？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之前的视频中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内容，探讨的较多，而宏观的视角和更全面的叙述较少；其次配资炒股网站问必选，近半年我收集到了一些更新、更权威的资料。恰巧2022年12月，也标志着基洛级潜艇来华已经整整28年，出于这个契机，我决定再次制作几期视频，从军贸谈判的角度对之前没有涉及到的部分做一些补充和梳理。
言归正传，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8年前的芬兰。1994年12月24日，那天芬兰的汉科港阴云密布，寒风刺骨。港口的码头上，60个坞墩支撑着一艘巨大的黑色潜艇，静静地躺在挪威半潜船“海燕号”的甲板上。距离不远处，几名穿着厚重风衣的中国人员正紧张地守护着它。这时，潜艇显得格外温顺、安静，宛如一只黑色的“水中猛兽”，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强大威力。它是俄罗斯877型常规动力潜艇，北约代号“基洛”，而几小时后，它将在这艘半潜船的陪伴下，踏上漫长的航程，前往中国。
展开剩余77%这背后是中俄之间一项重要的军事技术合作。两国签署了一份约五亿美元的军贸合同，俄罗斯将向中国提供四艘基洛级潜艇。这一合作如今已经过去28年，基洛级潜艇成为了中俄军事合作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回顾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，无法忽略上世纪50年代的那段“蜜月期”。但用“合作”一词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当时的局面，实际上更为恰当的说法是，苏联单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和技术转让。尽管如此，中国也为这些装备支付了相应的费用。举个例子，中国在长春建设一汽时，支付了315万卢布的设计费用，而苏联在山西建设的海军长波电台，也同样通过经贸合同进行支付。因此，可以说这些并不完全算作军贸，而更多是单纯的技术支持。
尽管如此，苏联对华的技术援助并非为了盈利，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双方还没有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概念。苏联几乎是无偿地将这些技术转让给中国，尤其是在海军装备方面。中国海军几乎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，不仅舰艇是苏联制造，就连鱼雷快艇上的挂衣钩，都是苏联运来的。甚至在潜艇建设上，中国的潜艇艇员也都与苏军一起训练，逐渐积累经验。
然而，到了1960年代初期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，两国断交并爆发冲突，之后的30年里，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几乎完全停滞。直到80年代末期，中苏关系有所解冻，两国再度启动了军事合作。1990年6月，刘华清率领军方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，签署了军购《合作纪要》。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继承了对中国的军售义务，1993年签署了新的协议，为未来几十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。
为了更好地协调军事技术合作，双方成立了“混合委员会”，由外交、财政和军事工业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。该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，讨论哪些武器可以交易，哪些暂时无法销售，从而为军贸合作制定了框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中方的采购需求很大，而俄方能够出售的却相对较少，尽管如此，双方通过“混合委员会”的讨论，达成了包括苏27和基洛级潜艇在内的一些重要军购项目。
随着中俄军事合作的进一步深入，中方还成立了一个名为“专项领导小组”的机构，负责制定并实施军贸合作的整体框架。这个小组的首任组长由刘华清担任，副组长则是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。这个机构虽然并非常设机构，但它的作用举足轻重。负责具体执行这些决策的，是总参装备部下设的“专项办公室”，这个部门负责落实各项采购任务，并与俄方进行商务谈判。
在1992年底，海军接到了前往俄罗斯考察的任务，随后，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带领的考察团前往俄罗斯，考察了包括877型潜艇、猎豹型轻护卫舰等在内的多个装备项目。经过一个月的考察，海军决定优先考虑引进基洛级潜艇。虽然877型潜艇是考察的重点，但在考察过程中，海军代表团发现俄罗斯还有一种更先进的潜艇型号——636型。
636型潜艇在性能上远超877，它原本是俄罗斯自用，但由于当时俄罗斯经济危机严重，军工企业也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。最终，在1993年6月，海军再次派出了以贺鹏飞副司令员为团长的代表团，全面考察了877和636型潜艇的技术性能，最终决定采购636型。
尽管636型潜艇技术先进，俄方在出售时表现得并不十分积极。当时，俄罗斯最急需出售的是两艘即将完工的877型潜艇，以便筹集资金应急，而636型潜艇虽然先进，却在俄罗斯海军中并没有配备。最终，经过多番商谈，俄方同意将两艘877型潜艇与两艘636型潜艇一同出售给中国。由此，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636型潜艇的国家，甚至早于俄罗斯海军。
这一过程中的重大转折之一，是俄罗斯对中方销售先进武器时心态的变化。对俄罗斯来说，将先进武器出售给中国，既能获得急需的资金，又能通过军贸加强与中国的政治互信。也正是这种互信，为后续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基础。
下一期，我们将深入探讨基洛级潜艇相关的谈判故事配资炒股网站问必选，特别是关于鱼雷采购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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